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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概念在人生哲学中的原点意义

发布日期:2019-10-08 12:56   来源:未知   阅读:

  •   在发挥需要概念建构人生哲学的积极效应方面,我们肯定会遇到许多理论上的困难问题。不过,考虑到它自身的上述特征,以下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如何把握人生哲学与心理学在探讨需要概念方面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差异。如前所述,需要概念实际上构成了把人生哲学与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联结起来的关键点。因此,人生哲学在探讨需要概念的时候,当然有必要借鉴汲取心理学在实然性层面上取得的种种成果。不过,由于研究目的和理论内容的不同,两者关注的需要概念在内涵上同时又存在某些重要的区别,像前面提到的心理学偏重于从有机体生存的不平衡状态的角度界定需要,人生哲学则偏重于从人的存在的缺失状态界定需要,就是一个例证。再如,尽管两者都会从需要概念中直接引申出意志、行为、价值等概念,但如果说心理学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偏重于关注动机、兴趣等心理要素,对于有关行为和价值的哲理问题却往往是点到为止,据此维系自己的“科学”身份的话,那么,人生哲学则更倾向于在“意志—情感认知”的三分心理结构中,深究需要与意志、行为、价值的内在关联,据此建构人生本体论和价值学的两位一体,从而彰显自己的“哲学”特征。

      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缘故,人生哲学在两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内将需要与意志、行为、价值关联起来的时候,还会特别重视心理学不太注重的“自由意志”问题。尽管从古希腊以来,这个问题就在决定论的语境里成为像噩梦一般萦绕着西方学界的千古之谜,直到今天也没能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但倘若从需要—想要—意志直接相连的视角入手,我们却不难发现它的谜底:无论需要—想要—意志的产生在自然界和人自身的种种因果链条中受到了怎样的决定性制约,它本身在形成时都会内在地具有“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自由”特征。所以,任何事物(包括人自身)在实然性维度上遵循的“一定是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必然规律,都不可能跨越是与应当之间的严格界限,取消或否定人们在应然性维度上拥有的这种“随意任性、从心所欲”的自由诉求(16)。事实上,如果说意志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它的功能就在于随意任性地满足需要,从心所欲地弥补缺失的话,那么,自由作为需要—想要—意志的本质特征,也就在于通过满足需要的途径,使人“免于(摆脱)”存在之缺失的“束缚”,进入“志得意满”的状态,因此并不存在西方学界在自由与必然的对立架构里极力渲染的那些神秘莫测的玄妙之处。举例来说,人们揭示了事实真相、获得了真理知识,就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而达成认知领域的自由;人们创作或欣赏了艺术作品,就能满足自己的炫美需要而享受到自由的愉悦体验,等等。

      就此而言,人生哲学以需要为原点,不但有助于我们解答有关意志自由的老大难问题,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解答有关行为自由或现实自由的各种问题,尤其是能够通过揭示“我需故我在”的原初悖论,顺藤摸瓜地进一步澄清人生在世面临的种种内在悖论——其中也包括人们在“诸善冲突”下基于自由意志展开的取舍选择必然会导致的“善恶交织的悖论性结构”(17)。相比之下,尽管心理学也会从需要概念出发,论及意志行为中不同动机或目标之间出现类似冲突的问题(18),却不会像人生哲学这样着力发挥需要概念作为原点的建构效应,在本体论与价值学的两位一体中解开人的存在所包含的各种富于哲理意义的深度悖论。

      例如,生死之间那种具有浓郁哲理内涵、常常导致人们莫名畏惧的严峻张力,一旦嵌入到了“我需故我在”的悖论性视角中,或许就会呈现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那一面:一方面,死亡是人的存在的根本缺失(绝对的无),因而势必引发人们弥补这种缺失的求生需要;另一方面,死亡这种根本缺失又是不可逆转的,因而会无法挽回地否定人的求生需要,以致任何人都不可能实现长生不老的自由意志(虽然这种植根于人的有限存在的必然宿命也不会像西方学界断言的那样,根本取消人生在世的所有自由意志)。换言之,死亡的否定性缺失一方面潜含着求生的肯定性需要,另一方面又根本否定了这种肯定性需要的实现可能性,从而构成了人的存在本身无法解决的深度悖论,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生成了狭义上的信仰领域,值得我们在本体论与价值学两位一体的理论架构中深入探讨。

      第二点涉及在人生哲学的理论研究中如何处理元视角与规范性视角之间既严格有别、又彼此相联的互动关系。这两种视角原本分别指向了事实性之是与价值性应当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因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尚不难区分,但在讨论将这两个维度直接关联起来的需要概念时,却很容易误导人们将它自身同时包含的实然性因素与应然性因素混为一谈,结果会导致种种扭曲。在这方面,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关需要五层次的著名理论,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本来,马斯洛宣称“当我们谈到人的需要时,我们讨论的是他们的生活本质”,而且还试图从心理学研究的元视角揭示人的需要的内在结构,将它区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五个层次,这的确有助于人们了解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具有的复杂心理需要的实然性结构。然而,一方面由于这些实然性的需要本身就包含应然性的价值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未能清晰地辨析两者之间的微妙异同,他却不自觉地把某些规范性的诉求意蕴加到了这种元视角的理论研究之中,不仅主张这些不同的需要构成了一个从低到高、“等级固定”的渐进序列,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才能形成较高层次的需要,而且强调像饥渴和性这样的“生理需要在所有的需要中占绝对优势”,甚至还因此把那些“等级颠倒”的现象说成是“例外”而不是“常态”(19)。结果,按照他的这一说法,英国伦理学家西季威克描述的下面这些并非罕见的人生现象,就将沦为所谓“反常”的“变态”了:“义务的召唤常常驱使着军人、其他公职人员或受迫害宗教的信徒们,毅然面对确定而痛苦的死亡”(20)。

      细究起来,导致马斯洛犯下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跨越了是与应当之间的严格界限:旨在探究心理规律之“是”的心理学理论,其任务只是描述和解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种类的心理需要,在这些需要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又会做出怎样的取舍选择,以及为什么会做出这类取舍选择的实际原因。然而,倘若像马斯洛那样不满足于展开实然性的认知,而是还想进一步设定应然性的标准,把多数人的取舍选择升格为人人“应当”遵循的“常态”,却把少数人的取舍选择说成是“颠倒”的“例外”,就明显流露出牛不喝水强按头的规范性意向了,结果只能是扭曲人们心理活动的事实性真相。不管怎样,那些为了履行义务职责不惜放弃求生需要的人们,根本就没有违背实然性的心理规律,而仅仅是在同样遵循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做出了与其他人不同的应然性选择,所以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在理论研究中将他们视为“反常”的“变态”。

      在人生哲学的两位一体架构里,无论本体论、还是价值学,都会同时涉及人的实然性存在和应然性诉求的因素。所以,是与应当的纠结缠绕在此更为复杂,我们尤其有必要仔细辨析两者之间的微妙异同,不可将它们混为一谈。例如,在从实然性的视角出发,把人的需要、存在和价值区分成道德、功利、认知、信仰、炫美这五大领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直接赋予它们规范性的内涵,硬性地指认其中的某个领域占据着比其他领域更重要的优势地位,结果像西方学界常做的那样,据此提出“应当为了实现某种价值不惜牺牲其他价值”的应然性诉求。相反,人生哲学在元维度上的终极使命,只是描述这五大价值领域的事实性存在,解释所有人在冲突情况下展开选择的时候都会共同遵循的“趋善避恶”“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亦即澄清为什么某些人会为了道德放弃功利、另一些人却会为了功利放弃道德的实然性普遍机制,而不可越界赞美某一种取舍却谴责另一种取舍,因为后者其实是人生哲学在规范性维度上才会具有的理论职责。更重要的是,即便当我们在规范性维度上依据自己的需要—想要—意志,提出了“应当”将其中某种价值奉为至上的“某某主义”时,我们也必须将这类应然性的诉求建立在元维度的实然性基础之上,为它们找到令人信服、站得住脚的事实性理据;否则,如果我们像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那样,为了证成理性认知在现实生活中“应当”发挥统辖一切的应然性主导效应,就不惜抹煞需要—想要—意志在人的存在中“实际”具有的实然性原点地位,最终只会让自己提出的规范性诉求变得像海市蜃楼一样,缺乏元维度上的坚实根基。

      毋庸讳言,在依据作为原点的需要概念建构两位一体的人生哲学的进程中,我们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棘手难题。不过,只要我们牢记人生哲学在元维度上的终极使命,深入辨析实然性与应然性两个层面的微妙关联,就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出发,如其所是地揭示人的本体论存在和价值学意义,纠正西方主流哲学在这方面造成的种种扭曲和误解,使人生哲学的理论研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